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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英国脱欧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将促使当事人选择仲裁，仲裁将成为合同解纷条款的刚性需求，涉英、涉欧盟因素的案件将出现诉讼分流的可能?；谎灾?，未来几年全球国际仲裁案件数量将呈高增长势态。  

 “彼之砒霜，我之蜜饯”。现在起2年的英国脱欧交接过渡期是涉英、涉欧盟案件各种不确定因素所产生的灰色时期，却是推广亚洲仲裁的黄金时段！亚洲仲裁概念下的中国仲裁与新加坡仲裁，无疑会受益良多，尤其是受案量。

 英国脱欧之后，笔者静观仲裁界对由此引发的涉英争议解决影响的反应。一周下来，中国仲裁机构仍在观望；新加坡、英国、欧盟同行有些反应，结论也一致。总结起来，三个字：不确定！

 具体而言，因法律调整和修改，英国脱欧将使纠纷解决程序及法律适用变得不确定。脱欧前已经约定英国法管辖的商事合同，因脱欧后的法律调整，可能会面临法律解释差异的风险。办理脱欧手续的两年过渡期内约定英国法管辖的商事合同，由于英国法律在这两年或更长时间内将不断调整，法律的变化可能导致不符合当事人法律选择预期利益的风险。目前至少可以看到的法律风险是，涉英国法的合同纠纷在欧盟诉讼解决存在五大不确定性：管辖法院不确定、适用法律不确定、判决执行性不确定、诉讼送达规则不确定，以及取证规则不确定。

 显然，因英国脱欧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将促使当事人选择仲裁，仲裁将成为合同解纷条款的刚性需求，涉英、涉欧盟因素的案件将出现诉讼分流的可能?；谎灾?，未来几年全球国际仲裁案件数量将呈高增长势态。

 “彼之砒霜，我之蜜饯”。笔者认为，现在起2年的英国脱欧交接过渡期是涉英、涉欧盟案件各种不确定因素所产生的灰色时期，却是推广亚洲仲裁的黄金时段！亚洲仲裁概念下的中国仲裁与新加坡仲裁，无疑会受益良多，尤其是受案量。

 所谓亚洲仲裁，就是以亚洲国家或地区为仲裁地的仲裁，包括中国仲裁（含香港仲裁）、新加坡仲裁，等等。对中国当事人而言，亚洲仲裁具有明显的优势。例如，当事人能够适用中国或者新加坡仲裁法律，就近在北上深广港或者新加坡等地开庭审理，以方便仲裁程序更有效率地开展，并合理调控仲裁费用的成本效益比率；当事人不仅可以在中国或者新加坡法院寻求仲裁司法协助或者救济，还可以在英国、欧盟成员国以及世界其它国家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近年来，国际仲裁调查统计报告持续显示，在国际仲裁常选的仲裁地中， 亚洲国家或城市始终占据前五位，其中，新加坡和香港最受欢迎。随着亚洲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实力与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逐渐呈现东移的趋势，受到全球仲裁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近10年来，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国际商会国际ADR中心、国际仲裁管理服务中心等国际商事仲裁调解机构纷纷在新加坡、香港、上海等地注册或成立办事机构。据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报告，2015年亚洲当事人案件，就占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全年仲裁受案量的22%以上，与2010年国际商会亚洲地区案件数量相比，翻了一番。报告还显示，中国当事人（含港澳台）数量名列全球第5位；新加坡、香港作为仲裁地的案件数量分别名列全球第4位、第11位，特别引人关注的是，另外还有两起国际商会仲裁案件也是以中国城市为仲裁（司法救济管辖）地的，北京和台北各有一案。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在2015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透露，中国和印度当事人人数名列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前2位。可见，亚洲仲裁在全球国际仲裁市场已经占据重要地位，拥有举足轻重的份量。

 在中国，北上深广港等仲裁机构的国际（含中国涉外）仲裁案件年均受案量总和，远远超过任何国际组织的仲裁机构、以及任何外国的主要仲裁机构受理的国际仲裁案件数量。以2015年为例，中国（含港澳台）涉外商事仲裁受案量是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近3倍，是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2倍多。即使在中国沿海二线城市和内陆主要城市，许多仲裁委员会的国际商事仲裁业务和推广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本地区当事人在国际商事合同中愿意选择在亚洲仲裁。早在2010年，国际商会亚洲报告就显示，来自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当事人人数占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亚洲事务办公室管理的案件的70%以上，其中包括涉英国、涉欧盟成员国当事人（例如英、德、法、比、荷等国）的案件。毋庸置疑，中国当事人愿意选择在中国仲裁，看看前面提到中国仲裁的庞大案件数据即可得知。中国当事人需要在中国以外的国家进行仲裁时，新加坡无疑是首选仲裁地，全球主要国际仲裁机构案件统计数据证实了这点。例如，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的新加坡仲裁案件中，涉中国当事人案件数量连续15年名列首位，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涉中国当事人案件数量也早在2010年之前就名列首位。

 亚洲当事人在合同管辖法律条款中，倾向于选择当事人所属国法律，笔者接触的涉及欧盟和英国的国际商事合同中，不乏选用亚洲国家实体法律的情况，例如中国法、新加坡法。中国各个仲裁机构的涉外仲裁案件中，绝大多数适用的是中国法；国际上主要仲裁机构在新加坡进行的各种仲裁规则下的仲裁案件中，许多合同约定的或仲裁庭决定适用的也是新加坡法。新加坡法之所以被各国当事人共同选择为争议管辖法律，主要在于其以成熟的普通法原则为基础，完好地继承了英国商事法律的传统特质，特别是新加坡法并没有像英国法那样受到欧盟政治和法律变化的影响。实际上，新加坡一直在吸收普通法以及大陆法在发展中形成的最佳司法实践成果，适时提出修正法案，修改滞后的法律。

 值得注意是，由于亚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或者亚洲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解释有时出现差异，即使是普通法系国家之间，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家的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解释也存在差异。例如，常见合同中有“本着诚信原则，友好协商解决问题，……”或类似约定的条款。纠纷发生后，中国当事人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当事人，一般会认为应当依照此款规定首先进行协商谈判，这是启动诉讼或者仲裁的前置程序，应当有效地予以执行；英国普通法的传统立场却是，此类诚信协商协议不具有可执行性，而新加坡普通法基于亚洲和谐文化的传统立场，则赋予诚信协商条款执行效力，要求当事人必须本着诚信原则执行协商程序。      

 尽管适逢机遇，亚洲仲裁，尤其是中国仲裁究竟能从脱欧后全球国际仲裁高增长过程中分得多大一块蛋糕，享有多少脱欧红利，完全取决于亚洲仲裁共同体本身。以中国仲裁和新加坡仲裁为例，在英国2年脱欧过渡期内，对中国仲裁条款、新加坡仲裁条款的推广力度和推广成效，将直接决定两国仲裁事业的发展速度。由于英国仲裁的传统地位稳固，部分涉英合同可能仍然会选择伦敦仲裁条款，而欧盟成员国当事人则可能更坚持选择巴黎、日内瓦、斯德歌尔摩等欧洲大陆仲裁条款。

 亚洲仲裁共同体应及时精准定位市场，锁定目标用户，除了继续鼓励亚洲本地当事人仲裁外，也要推动涉英因素、以及涉英-欧盟因素合同采用亚洲仲裁，降低当事人今后解纷的法律风险和法律费用成本。

 亚洲仲裁已经在路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许多也位于亚洲，我们发展亚洲仲裁不是梦。当务之急，就是要尽早引领亚洲仲裁之舞，大力推广亚洲仲裁条款，向中国当事人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事人说明在中国和新加坡等地解纷的示范仲裁条款，这不仅是推动亚洲仲裁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亚洲各国当事人减少纠纷发生的法律风险和解纷成本。【仲裁百草园首发。作者系新加坡仲裁管理服务中心董事、瑞德律师事务所涉华国际仲裁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