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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是对“临时仲裁”制度的全面展示，该案的仲裁条款、当事人参与仲裁的过程、在承认和执行审查中的抗辩，都非常有代表性。该案争议焦点是对临时仲裁条款的理解和认定。案涉《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为“In case of disputes governed by Swedish law and that disputes should be settled by Expedited Arbitration in Sweden”，这是国际仲裁中常见的仲裁条款约定，简洁但包含了足够清晰的法律信息点：（1）争议适用的实体法律为瑞典法（in case of disputes governed by Swedish law）；（2）争议通过仲裁解决；（3）争议解决应通过快速仲裁（Expedited Arbitration）进行，但没明确适用某个具体规则；（4）仲裁地在瑞典（in Sweden），仲裁地决定了判断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应当适用瑞典仲裁法。

该案首先体现了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两种基本仲裁机制的区分。当事人首先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申请仲裁，结果仲裁院以仲裁协议没有约定机构管理，故仲裁院没有管辖权为由驳回了仲裁申请。之后当事人意识到这个没有“约定的仲裁委员会”条款，其实是一个无机构管理的临时仲裁条款，直接由仲裁庭仲裁即可。我国《仲裁法》与《示范法》和外国仲裁法的明显差异之一，就是我国要求仲裁协议应当约定仲裁机构，而传统上以无机构管理的“临时仲裁”为仲裁的基本形态的外国仲裁法，对仲裁协议是否约定仲裁机构并无要求，关键是看有无仲裁的意思表示。根据仲裁地瑞典的仲裁法，这个典型的临时仲裁条款有效且可执行。

该案还厘清了“快速仲裁与普通仲裁”的概念。对于仲裁条款中约定的“快速仲裁”，当事人在执行抗辩中提出应视为是约定了某种“特定仲裁程序”，显然这一理解有失偏颇。其实“快速仲裁”只是表明当事人相对于“普通仲裁程序”而言，希望仲裁程序能以更为高效快捷的方式进行。在实现机制上，无论是通过临时仲裁还是机构仲裁，这种意愿都可以通过适用快速仲裁规则来实现。例如仲裁机构常见的“简易程序规则”“快速程序规则”等旨在提高仲裁效率的规则，均属于可以实现“快速仲裁”的规则。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快速仲裁规则，是UNCITRAL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推动施行的《UNCITRAL快速仲裁规则》，该规则并不要求必须有仲裁机构管理。其他国际机构、相关组织也有不少快速规则文本可以供当事人选择或参考。因此，当事人关于快速仲裁的约定，可以由当事人合意选择或仲裁庭决定适用某个快速仲裁规则进行；根据国际惯例，仲裁庭也有权自主决定其认为足以实现高效推进程序的仲裁规则，与是否有机构管理无关。

该案基于对以上两对仲裁中重要概念的区分，显示出临时仲裁与快速仲裁之间的衔接关系：无论是否有机构管理，仲裁庭只要采取了快速推进程序的规则和措施，即可满足仲裁协议关于快速仲裁的约定，不存在临时仲裁与快速仲裁冲突问题，因为二者是从不同维度对仲裁的约定，完全可以融合实施。另外，根据禁止反言或诚信原则，在国际仲裁中，只要当事人实际参与仲裁过程且未及时提出异议的话，要想证明仲裁程序不符合仲裁条款约定，几乎难以实现。

重要的是，法院在该案例中对临时仲裁赋予了积极正面的评价，并依据《纽约公约》予以承认和执行该临时仲裁裁决，展示出我国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一贯支持国际仲裁的友好形象。作为指导性案例，该案也有利于帮助我国当事人理解掌握临时仲裁条款的内容和形式，消除对临时仲裁的陌生和畏难情绪，避免在实践中因漠视临时仲裁而导致权益受损。另一方面，也提示当事人要习惯于在仲裁中积极维护自身权利，及时提出异议，才能真正维护自身权益，否则等到执行阶段再行抗辩往往于事无补。

仲裁制度的国际通行特点，决定了它在解决跨境纠纷领域具有诉讼“不可替代”之优势，但只有与国际规则相融通，才能够真正发挥仲裁的国际化价值。该案例对我国《仲裁法》修订的参考价值在于：既然我国积极承认和执行在外国作出的临时仲裁裁决，为何不能让当事人在国内的“主场”也有选择临时仲裁、在实践中操练学习的机会？目前《征求意见稿》对临时仲裁在涉外范畴内的认可和规范，不失为一种妥善的制度安排和接轨国际的有益尝试。

第201号劳务合同纠纷案，是足球俱乐部与聘任的外籍职业教练之间的工作合同纠纷，是一类典型的体育领域纠纷。由于对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理解不同带来的管辖争议，该案件被报核至最高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作出裁定，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涉外体育纠纷处理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我国体育国际化发展带来的纠纷解决与国际衔接的新挑战。

引发争议的纠纷解决条款第一款约定：与本合同相关的或因本合同引起的任何争议或讼争，应当由国际足球联合会球员身份委员会（FIFA Players’ Status Committee，以下简称“球员身份委员会”）或其他任何国际足联有权机构解决。第二款约定：如果国际足联对于任何争议不享有管辖权，当事人应当将上述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CAS，以下简称CAS），根据《体育仲裁规则》（the 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进行有约束力的仲裁，仲裁地为瑞士洛桑。

上述条款可以解析为“否定递进式选择”的双层结构：首先应执行第一款；若第一款无法施行，则适用第二款。案例中外籍教练确实执行了第一款，向球员身份委员会提出了申请，该委员会于2018年6月5日作出《单一法官裁决》：裁定俱乐部限期向该教练支付剩余工资等款项；同时载明，如果当事人对裁决结果有异议，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向CAS提起上诉，否则《单一法官裁决》将成为终局性、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后双方均未就《单一法官裁决》向CAS提起上诉。这意味着该教练根据第一款得到了一个有约束力的终局裁决，但被诉的俱乐部不仅没有主动付款，而且在裁决后解散了，不再在中国足球协会注册，意味着中国足协和国际足联不能再通过会员机制来约束它，国际足联的内部裁决也就无法通过足球行业自治机制获得执行协助。

该外籍教练因此向上海当地法院提起了诉讼，俱乐部所属公司却提出管辖异议，认为争议解决条款第二款有效，案涉争议应当归CAS管辖。该案的难点在于：外籍教练认为CAS无权管辖，主动寻求中国法院的救济，手里还握着一个国际足联的生效裁决。中国法院既要维护自己的司法权威，“应管尽管”，不能让外籍教练求诉无门；又要体现支持国际仲裁的友好国际形象，包括尊重CAS的管辖权，并考虑国际足联这个裁决书的性质和效力。

体育纠纷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尤其是竞技体育纠纷，因其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规则的一致性和行业的高度自治性，其纠纷解决的自治程度也相应很高。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兴起后，形成了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奥委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和以《奥林匹克宪章》为最高准则的金字塔式结构，各国的运动员、单项体育协会和国家委员会只有接受该宪章才能够被国际奥委会认可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国际奥委会为解决与体育相关的纠纷，于1983年建立了常设仲裁机构CAS；《奥林匹克宪章》也规定了所有与奥运相关的争议由CAS仲裁解决。在这个“金字塔”体系中，各国运动员要加入俱乐部、俱乐部要加入国内体育单项联合会、国内体育单项联合会要加入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国家奥委会需要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才能列入和参加奥运会。故CAS在国际奥委会的“加持”下，在国际体育纠纷解决领域逐渐成为公认的“金字塔尖”，绝大部分重要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的纠纷解决都接受CAS管辖。CAS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受理与体育相关的普通商事仲裁案件，又可以作为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内部纠纷解决的“上诉”机制，受理运动员不服这类社团作出的纪律处罚决定的仲裁（典型的如兴奋剂处罚），以及其他对社团内部裁决结果不服的仲裁。上诉制仲裁中，社团内部裁决的上诉期一般为21天，逾期不上诉则该内部裁决即生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诠谕庖惶宓奶逵缤呕嵩惫叵?，社团可凭借对会员的约束力和影响力，通过对俱乐部或运动员禁赛等手段促使内部裁决得以执行，实现行业自治。

体育纠纷因其特殊性，遵循优先适用行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原则，即“用尽内部救济”原则，要求尽量尊重其内部救济结果的有效性。该案例中，外籍教练拿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没有提起上诉、对当事人来说已经生效的内部裁决。根据对案涉“否定递进式选择”的双层结构争议解决条款的分析，这份内部裁决的获得也意味着第一款的约定已得以施行，当事人不能再选择适用第二款。从仲裁协议效力角度分析，第二款关于CAS仲裁的约定，因前提条件不成就而未生效，故当事人不享有向CAS提起仲裁的权利，CAS也因此没有管辖权。

对于一份“对当事人发生约束力”的内部裁决，在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也无法通过行业自治协助执行情况下，当事人诉诸法院后，法院是协助承认执行该裁决，还是重新进行审理呢？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到我国对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类型的界定，也因此影响我国司法管辖的范围。法院结合该案情形，重点对作出《单一法官裁决》的程序是否是仲裁程序以及身份委员会的处理是否是具有终局性的纠纷解决机制两方面进行了审查，在对二者都作出否定评价后，明确该内部裁决不属于《纽约公约》项下的“仲裁裁决”。分析争议解决条款内容也可以发现，其第一项争议解决条款中既没有出现“仲裁”字样，也没约定上诉至仲裁的程序；而内部裁决中却明确提示当事人有限期提起上诉至CAS仲裁的权利。从该两点可知，该类纠纷解决程序并非公约项下以当事人缔结仲裁协议为基础、排除法院管辖、其自身对纠纷解决当然具有终局效力的独立仲裁机制。

该案例有两个层面涉及CAS的管辖权：其一是争议解决条款第二款的约定；其二是《单一法官裁决》中对当事人可以限期上诉至CAS仲裁的备注，这并非是基于当事人在争议解决条款中的约定，而是国际足联纠纷解决内部程序中的规定，CAS可以基于此获得管辖权，这是体育仲裁的特殊之处。但该案中当事人放弃了上诉，CAS也就不再具有仲裁管辖权。从CAS作为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最高权威机构的定位角度来讲，其与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若不尊重“用尽内部救济”原则，恐无法承受来自各领域的巨量体育纠纷解决的压力；从促进纠纷解决的角度来讲，一旦当事人放弃上诉至仲裁而使得行业内部裁决产生约束力，CAS基于既判力（Res Judicata）原则，也不会再受理同一争议的仲裁。

因此，该案无论是从对争议解决条款本身的解读，还是从对CAS与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衔接原则的适用分析，都不存在CAS仲裁管辖的可能性，与中国法院的诉讼管辖权不存在冲突。随着我国体育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体育纠纷的解决将越来越多地与国际组织产生冲突或衔接，该案明确了包括国际单项体育协会在内的一般国际体育组织的内部裁决不享有依据《纽约公约》直接申请承认与执行的权利，我国法院对这类纠纷享有管辖权，但从争议最终解决的角度考虑，还需在审理中具体把握如何认定这类裁决的证明力的问题，或可期待另一个指导案例早日出台，这将对我国处理和应对涉外、国际体育纠纷提供更完整的参考。